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女小提琴家阿尔玛‧罗斯
阿尔玛‧罗斯
阿尔玛‧罗斯（Alma Rose,1906-1944）1906年的11月3日出生在一个殷富的犹太人音乐世家中。她的舅舅就是作曲家指挥家马勒，父亲则是维也纳爱乐的首席阿诺德‧罗斯（Arnold Rose,1863–1946），而且老罗斯也是著名的罗斯四重奏团的创建人。父母期盼女儿能与其漂亮的舅妈看齐，所以给她起了与舅妈一样的名字。
同样是1906年，一个来自林茨的19岁的家伙，第一次流浪到维也纳，靠卖画、扫雪与扛行李为生，但他却经常购买廉价站票观看马勒指挥的歌剧，此人就是希特勒。希特勒当时嫉恨以马勒为首的犹太人的风光，而这种嫉恨日后为罗斯一家，以及千千万万犹太家庭、非犹太家庭、全世界带来了空前的灾难。
在阿尔玛小时候，虽然反犹的声音不绝。但他们还是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，享有“皇家和帝王宫廷音乐家”特权的父亲，拥有舒适的、足够房间的大房子。并且为小阿尔玛雇佣了私人家庭教师，而且是根据当时上流社会的喜好，选择来自英国或会英语的女教师。乃至小朋友竟然英语比德语流畅，对于不会英语的父母来说，与小朋友交流倒成了问题，颇为尴尬。
从左到右：贾丝廷·罗斯（马勒的妹妹）、阿尔玛·罗斯、阿诺德·罗斯、瓦萨·普利荷达
不到6岁，小阿尔玛就开始学习小提琴了。父亲在家的每个早晨，他都要在早餐前给女儿上小提琴课。小阿尔玛也对小提琴着迷，每次坚持上完课才去吃她的巧克力。除了父亲的教导之外，阿尔玛也一度师从捷克小提琴学派的一代宗师舍夫契克（Otakar Sevcik,1852-1934) 。同样是舍夫契克门下，有阿尔玛的好姊妹莫里妮（Erika Morini,1904-1995），以及作为舍夫契克二代弟子的普利荷达，阿尔玛的丈夫。小公主除了受到很好的小提琴教育之外，还受到正规的高等教育，从女子学校毕业之后，先后就读于维也纳音乐学院和维也纳国立学院。
阿尔玛的维也纳初演在1926年12月16日的金色大厅，父亲指挥由维也纳爱乐成员组成的室内乐团为其伴奏，当两父女一同演出巴赫的双小提琴协奏曲时，则由阿道夫‧布什（Adolf Busch,1891-1952）接替指挥。目前，阿尔玛‧罗斯唯一的存世录音，就是她与父亲合作的巴赫双小提琴协奏曲，在1928年由HMV录制。
阿尔玛·罗斯与瓦萨·普利荷达的结婚证照片
阿尔玛‧罗斯与瓦萨‧普利荷达的婚姻虽然以失败告终，但当时确实是传为佳话的一对金童玉女。一位是当红的年轻小提琴家，一位是德高望重的老罗斯的掌上明珠。由于普利荷达忙于奔波各地的演出，与其妻子聚少离多。再加上与丈夫角色不般配的粗心，送跑车和钻石却忘记给家用，导致阿尔玛无法忍受这种寂寞的婚姻生活，于是就决定自己组建一支全女子的室内乐团。
维也纳华尔兹女子乐团
维也纳华尔兹女子乐团在1933年初于维也纳首次亮相，演奏华尔兹、波尔卡和歌剧音乐名段。在维也纳的成功之后，阿尔玛率领乐团前往慕尼黑。但是，第一次的外出却遇到了灾难，当时希特勒当选了总理，并宣告第三帝国的诞生，慕尼黑发生了暴乱。在仅仅演出前几个小时，阿尔玛被告知取消了。没有演出收入，局势混乱导致乐团滞留慕尼黑，所有的经费告罄，幸亏电话求救于普利荷达，丈夫携款营救，乐团才能返回维也纳。
随后，阿尔玛的事业有所起色，在1934到1935年的乐季，维也纳华尔兹女子乐团欧洲巡演包括捷克，匈牙利和波兰等地，唯缺德国。不幸的是，阿尔玛的婚姻走到了尽头，而且纳粹驱逐犹太的危机也越来越严重。当时，在欧洲的犹太音乐家面临的命运有三个。其一，享有最高名誉的名家，纳粹称之为“蓝骑士”列入保护名单，但这类人少之又少，比如小提琴的一代宗师弗莱什。其二，名声在外的音乐家会选择逃离，大多数往西走，前往美国、英国，比如指挥家瓦尔特；不过也有特例东逃（前）苏联的弗里德（Oskar Fried，1871-1941），此公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首次全曲录音（于1928年）的指挥家，而且也曾经是十月革命后首个前往苏俄的指挥家，当时受到列宁亲临火车站迎接。其三，至于没有多少名声的音乐工作者，除了部分受到当时著名音乐家（比如富特文格勒）的帮助成功逃离之外，其余大多都被捕并惨死纳粹集中营。
由于父亲年老，逃离纳粹魔爪的行动拖延到1938年德奥合并后，才在阿尔玛的奔波张罗下，成功实施，并抵达英国。不过，父女在英国的处境甚是艰难，阿尔玛在英国的知名度不高，而年近八旬的老父也没能获得类似之前在维也纳的教职，罗斯四重奏团也由于各种原因没有顺利演出。于是，罗斯一家的经济出现危机，这时瓦尔特来信告诉阿尔玛有两个选择：卖掉玛莎公主赠予父亲的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，或者前往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寻找演出机会。为了年老的父亲不受打击，阿尔玛选择了后者。1939年11月26日阿尔玛冒着被击落的风险乘坐飞机前往阿姆斯特丹。来到阿姆斯特丹的阿尔玛很快就摆脱了困境，为了父亲，她一再推延其回程，直到1940年5月，荷兰沦陷之日，阿尔玛不幸滞留阿姆斯特丹。
在阿姆斯特丹的朋友想方设法保护阿尔玛，包括虚假的婚姻，以及各种上下层关系的贿赂。但是，阿尔玛还是被抓了一次，于是大家觉得唯有冒险秘密逃亡瑞士，才是解决的办法。于是，在1942年12月14日，阿尔玛实施了其秘密潜逃的行动。但是，在进入瑞士前，或许是出于贩卖证件的团伙的出卖，阿尔玛与同行的朋友被盖世太保盯上了。甚至有人认出她就是曾经带领乐队演出的阿尔玛‧罗斯。
阿尔玛被带到盖世太保在当地的总部审讯。虽然，没有相关记录证明审讯期间受过折磨，但估计是肯定的。不过阿尔玛没有招供，协助其潜逃的朋友无一受到牵连。随后，阿尔玛被转移到法国德朗西的一个收容所，这个被称为“死亡集中营的接待室”，在二战期间转运了7.6万犹太人，大部分是前往奥斯威辛。经过一个月的沉寂后，阿尔玛的朋友收到其信件，并坚信能营救成功，于是又开始奔走于黑白两道。虽然，朋友的周旋让阿尔玛比其他人在中转站多停留了几个月，但最终，努力白费，阿尔玛被遣奥斯威辛。
女小提琴家阿尔玛‧罗斯被关在奥斯威辛的消息很快就在营中传播开来了。官员们很快就意识到阿尔玛的珍贵。因为，地狱般的集中营却盛行组建乐队，并且各个营地互相攀比，这是恶魔们的面子工程，以此向上级邀功逞赏。在阿尔玛到来前，奥斯威辛的女子营地已经凑集了大约20名乐手，随着阿尔玛的到来，她们找到了真正的领头人物，而且集中营的官员们也宣布，阿尔玛是她们的新指挥。
日出前，乐队在营区大门前为营地集合进行演奏，那时她们可以看到电网上挂满的尸体，那些不堪折磨的人在那选择自杀。而傍晚则又是在大门“欢迎”那些劳工回营地，那时她们看到的则是抬着尸体的、互相搀扶的虚弱的队伍。更讽刺的是，纳粹让她们在前往毒气室的队伍旁奏乐，为的是安抚人群的情绪。
“如果不能演奏出完美的音乐，我们就会被送去毒气室。”出于对队友的激励和保护，罗斯是这样恐吓大家的。对于营养不良的、虚弱的女孩子们来说，每天10小时的训练，让她们完全吃不消。但是，起码暂时没有生命危险，而且也可以换来一些特权。比如，乐队的女孩子们可以穿漂亮的衣服和留长头发。又比如，乐队成员被允许每天洗澡，而其他人至少要等上两三周，每次洗澡仅仅是被水冲几秒。阿尔玛也多次以演出效果为由，与营方交涉争取到更多的特权，比如午后的休息、音乐房间的一台火炉、医护人员的特殊照顾、短时间的营外散步等等。
乐队的演出也让营地头目们脸上争光，起码在大魔头来营视察时，表现尚可。而阿尔玛则换来体面点的重视，被尊称为夫人，不过可笑的是，她不被称为罗斯夫人或者普利荷达夫人，而是阿尔玛夫人。问题是，在这样一个环境中，这样无疑是过于招摇了，各种妒忌、猜疑、流言蜚语始终伴随着。阿尔玛受到了严重的身心压力，日以继夜的辛劳工作也对其造成了极大的透支。
1944年4月2日晚上，阿尔玛应邀前往某头目的生日派对中表演，可能是食物中毒，也可能有人蓄意谋杀，派对回来后头痛、呕吐、神志不清。半夜阿尔玛病情严重，大家通知了女头目，而女头目也找来集中营的首席医师门格勒（二战著名杀人医生，外号“死亡天使”）。虽然，有证据证明门格勒曾经想办法救治阿尔玛，或者起码是表面上的试图，但阿尔玛还是于4月5日凌晨停止了呼吸。
随着阿尔玛的去世，乐队又迎来了新的指挥，但其能力并不能与阿尔玛相提并论。魔头们的不满，导致乐队的一些特权逐渐消失，并且也遭到了解散。幸运的是，阿尔玛带领过的乐队成员，大多能存活到战后，继续生活。
阿尔玛的父亲是到战后才获知女儿去世的消息，这对于一个八旬的老人来说无疑是个严重的打击。至于阿尔玛的前夫普利荷达，这位在战前与战时的欧洲享有广泛声誉的，其地位相当于当时在美洲的海菲兹的捷克小提琴家瓦萨‧普利荷达。由于在战时，活跃在德国、奥地利和捷克，被同胞认为其与纳粹勾结，禁止其在祖国演出。普利荷达只能逃往意大利，后续又抵达土耳其。虽然期间曾经受到美国方面的演出邀请，但媒体立刻报道关于阿尔玛的事情，谴责他不单抛弃犹太妻子，而且没有去奥斯威辛营救阿尔玛。不过这个指责是有点偏激，因为普利荷达后来再娶的妻子也是犹太人，至于阿尔玛被困奥斯威辛的事情，他当时无从获知。舆论的压力导致美国之行告吹，更糟糕的不幸则是1954年的车祸，导致手臂骨折。虽然医治得当，并恢复演出，但其事业顶峰已过。
罗斯父女以及普利荷达的CD唱片
普利荷达在DG以及其他公司留有不少录音，但是由于各种原因，没有后续发行。目前，除了德国小公司PODIUM的普利荷达系列唱片之外，日本的一些公司也有零星出版。我们可以在PODIUM的系列唱片中，感受到普利荷达的魅力。一方面，他有着精湛的技巧，更重要的是，他传承了捷克小提琴乐派以及老维也纳的细腻风格。在这个系列中的第七辑尤其珍贵，唱片收录了普利荷达与罗斯父女的录音，其中就包括阿尔玛‧罗斯唯一的存世录音，罗斯父女合作的巴赫《双小提琴协奏曲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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